九游娱乐不莱梅:＂下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历程 (1937—1938)（林坤）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当时的中央苏区留有项英、陈毅领导下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中央军区，但随着军对苏区的持续“清剿”，留守南方的力量全面转入山地游击作战，并在严酷的分割包围中，逐渐丧失与中央红军及相邻留守红军的联络渠道。至1937年，除琼崖游击区外，南方红军在地域上形成了鄂豫皖、鄂豫、湘鄂赣、赣粵、湘赣、湘南、皖浙赣、闽赣、闽西、闽南、闽中、闽东、闽北、浙南共14块游击区。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合作成为抵御外侮的重要前提，军队改编问题又成为国共合作的关键议题。目前学界对军队改编问题的探讨主要立足于国共谈判下中央红军改制为八路军的史实，对新四军的关注较少。涉及新四军改编的研究，多从两党高层互动及通史性叙述的角度展开，缺乏更细致的史实建构。曾为新四军领导人之一的叶飞指出，“研究新四军的历史，要从研究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开始”①，要理解新四军的形成，视野必须前溯至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抗日战争之间的过渡阶段。

  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新四军研究中较为忽视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以及《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电报汇集》等稀见资料，聚焦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新四军的建军前史，梳理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实现向新四军的演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主客观挑战及其因应，进而解答新四军“从何而来”的问题。本文所指的“下山”是西安事变后，南方各省游击区自恢复联络、谈判改编、下山集结再到开赴前线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因各游击区谈判改编工作的时间存在先后差异，本文侧重讨论各阶段的共性，在此一并界定。

  1937年初，中央与中央重回谈判桌，开始就停止内战、两党合作进行磋商，由于联络渠道断绝，南方红军对这一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无法有效把握，在脱离的数年里，许多具体问题只能靠各游击区干部摸索解决，这给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开展造成很大掣肘，各地面临发展趋势迷失的困境。

  南方游击区亟待上级党组织加强领导，中央也意识到这一点。早在3月8日国共两党在西安结束第一阶段谈判时，周恩来便致电中央书记处，表示“目前的新环境与新的政策的转变，是十年来所未有的”，直言的基础和力量远远落后于发展需要，“党在长江、珠江流域领导力量基本上没有”②。只是彼时双方谈判的重心聚焦在的整体存续问题上，中央对整合南方红军这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扭转南方游击区行动孤立的局面，只能首先打破信息壁垒，逐步实现各地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央取得联系。

  在缺乏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情况下，南方各游击区及邻近上级党组织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竭尽全力地开展串连，力图在封闭环境中把握外界形势的演变。例如北方局为恢复南方党组织，曾派出薛尚实前往香港建立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临委”），南临委于1937年3月向闽粤特委致信，称形势已由“抗日反蒋”改为“迫蒋抗日”，要求特委“具体地提出‘国共合作’的步骤与方法”③。闽西于4月接到闽粤特委转来的南临委指示信及《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后，才意识到原来“闽西南党一年来是在执行与中央不同的策略方针”④。

  在南方游击区陆续展开串连的同时，中央在与中央的谈判中，开始引入解决南方遗留游击队的议题。5月23日，周恩来将联络南方各苏区一事向顾祝同建议，可以“首先派人去鄂豫皖和湘鄂赣”，顾祝同未反对，并表示已向中央方面提交了申请③，这是两党中央首次商议有关整合南方红军的事宜。次月底，中央会就此展开讨论，承认广大的南方游击队既要放弃苏维埃政策，又要坚持发展，“是十分艰难的工作”①，指出重点是研究以何种形式保存南方红军，提议应择机编入各省保安团或是以“抗日义勇军”番号就地发展，亦即主张先推动各省游击队原地合法化。

  此时正值蒋介石在南方大力推行“剿抚兼施”方针②，力图彻底“铲除”在南方的保留力量，这导致中央的意志仍难以向南方有效传达，南方红军的改编迟迟未有进展。至卢沟桥事变前后，与军已陆续展开谈判的游击区有鄂豫皖、鄂豫、闽南、闽西、浙南，其中仅有闽南、闽西、鄂豫皖红军经过曲折的谈判，先后与军签订停战协议。

  直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终于下定抗战决心，同意协助中央派人分赴各游击区传达联络，周恩来据此迅速向中央报告，号召组织派遣至长江南北各游击区的联络人员③。南方游击区开始走向更大规模的整体串连④，并在此后的谈判改编中大致形成四个区域领导中心，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⑤ （湘鄂赣、鄂豫皖、鄂豫）、南昌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赣粵、湘南、湘赣、皖浙赣）、香港的南临委（闽西、闽南、闽赣、闽中）、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浙南、闽北、闽东）。

  湘鄂赣、鄂豫皖、鄂豫散处武汉周边，最初由董必武主持改编，随后逐步依托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及此后的长江局统筹推进。1937年8月下旬，湘鄂赣省委与武汉行营展开接触⑥，但因议定湘鄂赣红军编为武汉行营下辖游击支队，受到中央批评。鄂豫皖高敬亭部的改编则相对顺利许多，他们在8月已开始向黄安七里坪集中，并向邻近的鄂豫地区派出人手，帮助周骏鸣部减少部队逃亡现象。9月底，董必武抵达武汉，湘鄂赣才算完全与中央恢复直接联系，此后“谈判就由董老负责指导” ⑦ ，董必武一并提出要“解决鄂豫皖、湘鄂赣、湘赣三处队伍改编问题”③。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鄂豫省委“打听到武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③，派委员张明河前往汇报请示。12月底，张明河与傅秋涛、高敬亭先后抵达武汉，向新成立的长江局汇报了各自工作近况，长江局发出《对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关于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边目前工作指示》。由此，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及长江局完成了对湘鄂赣、鄂豫皖、鄂豫游击区的统合。

  赣粤、湘南、湘赣、皖浙赣四地，主要依托项英、陈毅在江西的中央分局班底展开改编。1937年9月初，赣粤边特委在与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斌谈判时表示，“可以收拾以江西为中心之各边区”@。24日，项英抵达南昌并与、通电恢复联系，随后在南昌成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开始与陈毅、陈丕显等人陆续前往各游击区，传达以中央分局名义起草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当月，陈毅派人送信给在西边山坚持斗争的游世雄、顾星奎，湘南领导人经过研判后开始与郴州保安团及桂东、汝城县政府展开谈判。10月4日，陈毅与吉安行署就湘赣改编进行谈判，后途经安福、莲花、永新，于11月初抵达铁镜山向湘赣省委谭余保传达指示①，11月中旬谭余保命令部队停止军事活动，逐步向莲花县垄上村集结待命。皖浙赣省委则主动派李步新前往南昌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恢复关系。12月初，刚返回南昌的陈毅在李步新陪同下，又赴休宁县舍会山作形势报告，并通知部队下山改编。

  闽赣、闽西、闽南、闽中的改编工作主要受南临委指导。闽西、闽南的串连步伐明显较快。1936年7月，闽粤特委接见来自“南方政治联络处”的代表，但对方后续并无进一步联系，因此特委“认为不十分可靠”②。1937年3月5日，闽南游击区正式收到南临委传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信后，将南临委及转发给闽西，引起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邓子恢的转变，两地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均达成了与当地粤军的停战协议。闽西红军在9月上旬派肖忠全携邓子恢亲笔信前往长汀、瑞金，并向闽赣领导人传达合作抗日方针。10月9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南临委的指示下改组为闽粵赣省委，从而“在华南的抗日战争中巩固我们闽西南与闽粵边根据地”③。当月中旬，闽粵赣省委指示闽赣地区成立省委下辖的汀瑞中心县委。闽中方面，工委派黄国璋在1937年两次往返香港，汇报谈判进展，10月下旬，南临委认为闽中工委由其领导不便，决定“闽中工委划归闽粵赣省委领导”④，由此，闽粵赣省委在南临委的指导下，完成了对闽西、闽南、闽中、闽赣游击区的统合。

  浙南、闽北、闽东是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统筹下建立联系的。1937年9月底，浙南的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吴毓、龙跃前往杭州与刘建绪开展谈判，主要“是利用这机会来南京找商量一切”③，二人此后在南京成功找到博古。彼时南临委已派出张云逸北上，计划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磋商改编福建地区的红军，但也许因为路途遥远，“闽东叶飞和闽北黄道的红军游击队还没有同‘南委’联系上”⑥，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时派人告知叶飞、黄道南京已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马上派人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③。闽北的黄道、曾镜冰知悉后立即致信，请求具体指示，得到复电，从而“终于恢复了同党中央隔绝3年之久的联系”③。12月上旬，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出的联络员顾玉良到达闽东，向叶飞部传达了改编指示，并协助参与在宁德的谈判。

  四个区域领导中心在串连和整合各游击区的同时，将基层实际情况及时反馈给中央，为其调整政策提供了依据。随着划出“新四军”番号来统合南方各省游击队，国共双方的博弈逐渐围绕“集中”与“留守”展开。中央要求前方代表不拒绝的集中诉求，但在10月1日又正式提出以各游击区作为“战略支点”的规划，实际依旧倾向于“留守”。博古、、董必武等人，则通过你自己在南方各地领导串连与谈判的实际见闻，劝说中央放弃机械坚持，加大集中力度。①经过研判，最终接受建议，决定南方红军可集中五分之三部队，这一集中比例在11月逐步提升至三分之二。

  至1937年底，各游击区陆续签订停战协议，中央基本完成对南方军队与地方党的整合，“新四军”的番号开始下达，替换此前各地谈判时临时使用的“抗日义勇军”名称。12月23日，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建立，“负责整个南部中国地方党的组织工作”②，同期成立的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分会”），军分会与军部一道在次年1月6日移驻江西南昌，开始集中南方红军指挥权。因军队出征转移，留守的地方党组织也以新四军驻各地的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作为掩护，继续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见表1）。在此，完成了对南方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整合，并构建起军分会、长江局、办事处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

  表1南方游击区地方党组织建制演进概况资料来源：根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各游击区分册、《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12分册至第15分册有关的资料整理③。二、“离开山头”：游击队思想观念的更新

  通过对各游击区及其党组织的整合，游击队得以在战略调整中逐步恢复健全的组织力量，但游击队内部思想的转变仍是这一过渡阶段中的核心问题。1937年11月，结合各地游击队谈判和改编的真实的情况，提出了“离开山头”与“依靠山头”的动员策略①。“离开山头”主要是促使游击队在改编中摒弃地方性、分散性的山头主义，推动南方红军从狭隘的地域、派系、阶级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更大规模和更统一的抗日力量的一部分。事实上，游击队在陆续知悉国共合作的消息时，内部思想存在相当程度的波动。

  首先是由于斗争惯性，部队普遍对改编持本能的怀疑态度。湘南特委顾星奎在收到项英、陈毅亲笔信后，直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干部战士都不大敢相信”②。闽北第3军分区的领导人刘文学收到省委通知后，“感到很突然，像晴天霹雳一般”，立即警觉起来，因为万一“中了敌人圈套，对革命事业将是不堪设想的”③。闽赣边游击队员温华桂在听取闽西特派员的传达后，表示“既新鲜，又怀疑，若不是通过瑞金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我们说什么也不会接待他”④。

  湘赣地区的警惕性更高。1937年九十月间，赵书良受湘南特委派遣，向湘赣临时省委通知国共合作的消息时被错杀，当地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从来没听过敌对阶级可以合作的线月初，陈毅到九陇山向湘赣红色独立团领导人谭余保、段焕竞传达合作方针时也被扣押，彼时九陇山上盛传“省委现在抓了一个叫陈毅的大叛徒”⑥，同时段焕竞要求各连队提高警惕，因“在我们的印象中，高级干部也不是没有叛徒”？。

  这种怀疑心理有客观的现实背景。1937年2月起，蒋介石运用军事与政治结合的方式，依托驻军、地方政府、民众组织互相配合，对南方各省山头坚守的红军采取了一系列“肃清”手段③。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虽然社会上已逐渐传言“国民政府与西北人之间的谈判”⑨，但在山林乡野里坚守的游击队难以确认信息的准确性。正如三南游击支队政委张日清这样解释收到指示后的心情：“艰难曲折的斗争环境，使我们学会了不能单纯凭感情用事，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虽然此后经过中央的努力及南方游击区各级干部的串连，各地游击队开始知悉外界信息的变化，并初步确认国共合作情况属实，但是部队对新政策产生了反对和拥护两类情绪。反对的一大原因是游击队员长年扎根于地方，“游击区即是他们的家乡，游击斗争，打土豪，打地主成了一种习惯的生活”，甚至“有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游击区内有了爱人”⑪。关门主义的情绪也使部分人难以与握手言和，例如湘鄂赣有干部认为“一致抗日，自然是好事情，我决不反对，但是，总不能和蒋介石这个卖国贼合作”①。鄂豫边的周骏鸣表明了自己既不能说违心话，也不敢违背上级，因此“思想不通，情绪很坏”②。更有甚者如闽赣边的赣东北游击队政委杨文翰，拒绝下山改编，终致部队陷于绝境。

  拥护合作的思想中也存在着复杂的动机。有的游击队员认为内战结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可以脱离艰苦的斗争生活回归家乡，例如鄂豫皖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面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团体不断举办的慰问仪式，“许多想歇一口气”③。有的游击队员对国共合作带来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寄予过高期待，例如湘赣在停止军事活动下山集中前，战士们为残酷的斗争生活结束而激动，以至“说要进城市住洋房了”④。这是因为经过数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斗争，一些部队出现松懈疲倦现象，正如陈毅总结的，某些人是“跟着苏维埃高潮大的浪潮卷着来的，退潮就跟着退掉了”③。

  为消除部队思想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各游击区开展了解释统一战线政策的政治教育。高敬亭向士兵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首的原则，强调“联合是为了抗日，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妥协投降”⑥。鄂豫边围绕上级文件、革命刊物开展抗日救国教育③。湘鄂赣傅秋涛在部队内部反复进行政治教育，使士兵了解中国所处的生死存亡境地，进而懂得“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等道理”③。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地谈判和游击队下山过程中的政治整训仍是初步的，这种教育更多侧重政策传达，对部队的动员不可能一蹴而就。例如湘粤边赤色游击队杨绍良在听取特委关于下山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说明后，表示“听了后感到有理，但遇到实际问题又想不开了”，“不愿意穿军服”③。闽北部队的许多士兵即使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仍难以接受佩戴嵌有帽徽的军帽。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部队刚下山改编时“大家七嘴八舌地攘噻着”，“尚未解决好的疙疙瘩瘩又冒了出来”①。显然，游击队需要一场更广泛深刻的政治教育来推动形成统一正确的抗日认识。

  在游击队陆续集中至山下村镇后，大规模的整训便有了条件，过去主要由山上的军队党组织承担的统一战线教育，此时得到更多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例如聂鹤亭、郭述申、方毅、彭康、戴季英、郑位三、萧望东先后来到七里坪，指导鄂豫皖游击队为东进抗日作准备。湘赣游击队在垄上整训时，曾迎接延安来的李忠民、张铎秀和彭汉元。同时，地方党委加大宣传力度，赣粤边特委、汀瑞县委为配合部队下山，印刷了一系列时政材料，对会造成士兵现实困惑的尖锐问题作出直截了当的回应，例如“为何需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究竟听谁的主张”“两党究竟合作多久”“摩擦既不可免，有什么办法去保持统一”等⑪。

  此外，办训练班是集中整训时克服党、军干部落后思想的一个特色，如浙南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和恢复工作时，“最大的力量是用在创办党的训练班”①。闽浙边临时省委共开办三期干部训练班，着重“提高党员对党的新政治路线的了解和把握”②，例如粟裕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解革命概念，帮助学员理解何谓“矛盾”，促使其思想和行动适应新形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推动更多游击队士兵的思想转变③。

  总之，思想观念更新是推动南方红军从松散的游击武装走向正规军的关键，作为长期孤立奋战的武装力量，各地游击队在改编中经历了诸多思想上的波动与挑战，但随着政治整训工作的推进，他们逐步认同并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在转变苏维埃政策、化解合作疑虑的心理过渡中，开始展开与方面的具体接触。

  “依靠山头”旨在强调游击队依托熟悉的山地作为主要活动区域，避免失去有效的地域屏障和暴露自身实力，通过一定的战略回旋空间保持人事、番号谈判上的主动权，防止陷人被分化消灭的被动局面，也就是在克服地方主义的基础上，又充分的发挥地域性优势。这一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受抗战初期闽南和湘鄂赣的影响。闽粤边特委由于及时接收到南临委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较早地开展了闽南地区的谈判工作，6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定使闽南抗日独立大队易帜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粤军第157师催促闽南何鸣部前往漳浦县集中整训，而闽粤边特委“太机械地认识点编”，认为合作达成则“一切的问题解决了，因此过于躁急去迁就谈判”④，7月16日在漳浦大部被第157师包围缴械，是为漳浦事变。

  当信息渠道逐步恢复之际，中央得悉傅秋涛统率的湘鄂赣地区部队不仅未就地编为抗日义勇军，反而编为武汉行营下属的游击支队，而且支队副司令和参谋长由武汉行营派遣的文镇藩、罗世忠担任。9月中旬，向中央派往南方各地的谈判代表严厉告诫“不得踏湘鄂赣及闽粵边之覆辙……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③。这与一个月前中央红军主力改编时的思路是一贯的，当时红军总政治部明白准确地提出既要防范自我束缚的“左”倾关门主义，也要防范失掉阶级立场的右倾军阀主义，但“今天在红军中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情绪的增长”⑥。因此，闽南和湘鄂赣的教训可以视作批评在南方红军改编中随意下山出动的一大依据。

  事实证明，的告诫不无道理。蒋介石在1937年6月的庐山会谈上答复周恩来，称“各边区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①。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方面迫切地需要各山区游击队下山开赴前线。直接原因主要在于要稳定后方，用收编的方式清除游击队力量，即“周期性地将（）小股部队调往别的地方，逐步将其编人较大的政府军部队”③。例如赣粤边开始联络江西省政府及驻军要求谈判后，周边的地方势力“写了很多的信”，要游击队“速下山改编，不愿去的回家耕田”①，因彼时淞沪会战爆发，“熊式辉恐怕我们会在江西捣乱他的后方”，因此开始积极联络山头的游击队，“要改组这些部队而率领他们上前线去”②。

  如何在坚守原地的独立性与从速下山的风险性之间作出平衡，闽西提出了较为理性成熟的思路。他们都以为应通过策略性的周旋来维持部队的独立性，进而抵御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压迫。虽然“当局因未遂他的阴谋企图，必然抱怨丧气地加罪于我们（如抵抗命令，不去抗日、假抗日等）”，也不能“执行硬碰的、任性战争的命令”，即便因形势演进最终依旧会集中外调，也务必要保留实力，使抗战资源能获得更合理的配置，所谓“保证安全的达到对日抗战，而且只有准备着持久抗战，在抗战的胜利中来答复那些阴谋家的一切企图和的诽谤”③。此时尚处于南方游击区进行整体串连和恢复联络的早期阶段，闽西的见地实属不易。

  进入10月后，中央正式提出集中与留守的战略，为各游击区的改编工作提供了具体方向，各地干部在联络中开始传达这一政策④。随着停战协议陆续订立，各支游击队开始收束山区队伍，并在正式下山前作好对原游击区的部署。闽西改编时既为部队配备好了军事干部，也留下一批开展地方工作的干部，保证“不要把瓜摘掉了，连根也不留”③。闽东改编时对前、后方人员作了筛选⑥。湘鄂赣将已暴露的干部调到军队中，“凡是能隐蔽下去的干部，即布置坚持当地党的秘密组织”？。

  为防止军的袭击，游击队下山集中地点大都选择在靠山近水的地带，这响应了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靠山扎”口号。如赣粤边在油山和北山地区的游击队，先集中至信丰的潭塘坑，而后推进到平原的边缘，但“仍不驻县城和城镇”，而是驻扎在大庾、池江一带的农村里，因为“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③。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选择集中在平阳县山门街，因为地势环境可“避免敌人可能对我们的暗算”③。湘鄂赣军区的游击队开始下山后，东南分区驻芦洞，东北分区驻潭山，西北分区驻通城尖山铺，尔后才由三地汇聚平江县嘉义镇@，以分散部署降低集结初期的暴露风险，并在熟悉的地形环境中保持机动优势。闽北部队最初集中在铅山县石塘镇，但感到地形不利，“便将部队拉到石塘的河对岸，依山傍水驻扎”⑪。

  然而恶性摩擦仍不时发生。1937年8月下旬闽中地区谈判完成，闽中的刘突军部被单独编入部队，番号改为第80师特务大队。金门沦陷后，第80师第239旅旅长钱东亮将刘突军部调往泉州，使其“远离根据地，且在钱旅直接控制之下”②。闽中工委经过反复研究，判断“游击队开到泉州去能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能以晋南工委为基础，逐步恢复安溪、南安、永春地区的根据地，如果拒绝执行军令，那么“没有合作诚意，我们在政治上就会被动”③，因此闽中部队选择执行80师的命令，进入钱东亮的防区。然而，闽中部队在泉州的动员活动引发了钱东亮的忌惮。同时，1938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后，闽中党和军队负责人提出加人新四军的诉求，这与钱东亮试图拉拢刘突军部的意图相冲突。3月初，刘突军被杀害，闽中部队全体遭到缴械，是为泉州事变。①

  泉州事变与漳浦事变有相似的原因，均源于干部领导部队下山进驻城镇，同时与军混编。但简单以投降主义来定论，可能遮蔽了干部的理性动机。实际上，当时以“集中名义，有计划地在各游击区域进行动员工作”并不罕见②。例如赣粤边“工作人员及游击队员，无论大群小队单独在赣南各公路各市镇都公开行过”，南临委认为“这是谈判后的一种好现象”③。结果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领导人对改编进程的预估是不是满足客观形势的演进，因为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必须是妥善平衡阶级立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长期动态的环境中充分认识到与互动的复杂性，并时刻保持斗争的警惕。正如闽粵赣省委对泉州事变的认识，指出闽中党错在“不估计主观的力量，急性病地认为这次不出去，我们的政治生命就完结，群众对我们不信任”④。如果的军事力量在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中就被消灭殆尽，那么改编工作自身也就本末倒置了。

  虽然个别地区发生了军队及地方党组织的损失，显示出各地改编的艰难性，但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依靠山头”策略有效保护了多数南方红军的独立性，在面对的收编企图时，他们保持相对的战略主动，逐步完成下山集中，为接下来的原地整训和开赴前线打下了基础。

  在集中的过程中，军需补给成为游击队面临的首要挑战。游击队谈判的对象主要是就近的驻军、地方政府。根据签订的协议，游击队补给由省、县政府负责供应，常规的供应种类主要为伙食费与被服。如自1937年8月起，傅秋涛部陆续从湖南省政府领得两个月的伙食费4000 元、棉军服700套 ⑤ 。湘南的游世雄部11月集中时，从桂东县政府领得给养费1000多元⑥。刘英、粟裕部在1938年初从浙江省政府分两批共领取1.5万元给养费 ⑦ 。此外，也有一些临时性的拨补，例如赣粤边特委在集中初期收到江西省政府的开拔费1000 元 ⑧ ，鄂豫边区的部队收到河南省政府拨发的1000 元和1000 套军装⑨。

  由于各地已陆续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一部分地方政府在兑现补给时又呈现模糊态度，多地游击队开始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其中福建部队补给困难的现象较为突出，例如闽西部队与龙岩第六行政专员公署协定应按“实有人数照国军平等待遇”，但集中改编以来行政专署“没有一次按期发足，总是三百、五百、一千八百，总是延期拖欠”@，又以红军集中为名，“不断地向闽西群众平均摊派，危害群众与红军的亲密关系”①。闽北部队向石塘镇集中时，“铅山县政府刁难我们，在粮食上卡我们”②。闽东部队在停止打土豪后，认为有机可乘，要挟说：“改称保安师，就可负责发给给养。”③

  为应对军需补给上的克扣拖延，南方红军除运用谈判、宣传的方式积极展开斗争外，主要依托军队、地方党组织及办事处的力量动员地方群众自筹粮服。闽浙边省委和部队机关移驻平阳县大屯村时，每日上千人所需粮食，“全靠当地党组织安排采购”。平瑞中心县委还组织裁缝制衣，妇女钉扣，在1938年初，“几百条被服缝制出来了，并及时发给指战员们”④。新四军驻修水通讯处的党员干部在修水县大队向嘉义集中的过程中“通过保、甲长筹款筹粮，安排食宿”③，保障该地改编工作顺利进行。

  此外，因在改编前后并未给游击队进行武器与兵员的补充，各地只能自力更生。湘鄂赣“支队组织人员打了几百把大刀、长矛”⑥；皖浙赣“祁门县有一个小铁匠受我军影响，也动员出来，搞了一个小的修械所”③；闽北因武器短缺，组织人员上山，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游击时埋藏的挖出来使用，“共挖出4挺机枪，10挺轻机枪，两门八二迫击炮，一部分步枪”③。各地下山集中时也利用座谈会、贴标语等形式，宣传的抗日主张，进而开展扩红运动。如黄道部队集中时，“在石塘附近，大书青年学生应加入来抗敌之标语”⑨；闽西地区“公开派员及武装工作队到各县区去宣传扩充部队”；平江通讯处在“特委领导下，通讯处发动青年参军…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的热潮”⑪。

  南方红军在山下整训期间，军队与地方党四处下乡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引起的强烈疑忌。自1937年底开始，各省频繁向蒋介石报告各地游击队下山后的“越轨”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抗日十大纲领、自发救国公债、征募基层群众、搜集零散、建立抗敌后援会等民众团体②。抱有忌惮的问题大多在于这涉及对于群众基础和领导权的争夺。例如1938年初闽赣地区瑞金事变的发生，相当大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方面不断施压，要求新四军军部出面收拢各地游击队并率部开拔。这本质上是希望各地游击队脱离原有的地方社会基础，削弱在乡村的组织动员能力，尤其是减少军队和地方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活动空间。

  尽管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供给，使游击队得以在资源短缺的环境下维持基本建制不致溃散，但这些后勤问题的解决方式仅是暂时的。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对全军情况做了一次统计，结果显示军费仅有6.5万元，距离维持最低生存所需仍有超过5000元的缺口，武器依然极度匮乏，部队以徒手为主，“至于服装、被毯、皮带、绑腿，仅高、傅两部齐全，其他均无”。加之部队分散各地严重制约正规化整训工作的开展，为扭转新四军极端分散形成的被动局面，新四军军部提出“一切问题只有上前线才能解决”的口号①。

  为此，陈毅专程前往皖南一带进行当地考验查证。因长江局曾在长江下游沿岸的第7战区内部署一个特别支部，1938年1月，陈毅到达皖南会见支部书记谢云晖，并表示“这次先来就是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把长江以南的红色部队集中起来开赴前线”②。项英此前的确预备将部队集中至皖南休宁、徽州一带，但16日又提议第1、第2支队先集中浙西，第3支队先集中浙中，再依托浙江境内的天目山、会稽山展开后续活动③，其实就是想采取更加谨慎的策略以确保南方红军的存续。

  2月6日，军部接到顾祝同方面电令，要求新四军当月20日前集中抵达岩寺④，项英随后向中央质疑“部队全部集中岩寺是否妥当”③。2月13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举行军政会议，重点讨论全军组建、改编和行动路线问题。次日，项英和陈毅向中央报告新四军集中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前伸至浙、苏、皖边境的广大机动地区展开，短期目标则是“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仅“以第一支队陈出动。第二支队张暂留闽、赣第三支队则在陈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⑥。除对长期目标提出自己的看法外，对短期目标无异议，这与他过往反对游击队全部集中及时刻警惕投降主义的思路是一贯的。

  3月16日，叶挺赴屯溪与顾祝同商谈集中地点，只见到薛岳，薛岳表示“前线已有大量部队，且有部队在前游击，四军目前可不参前线”。叶挺据此判断新四军集中地点照项英计划，“估计无大问题”③。但两日后，军部又接到蒋介石命令，要求新四军先至岩寺整理，后集中池州青阳，并由南陵向芜湖、宣城进发，项英无奈只得率部“暂在岩寺对山河边集结”③，并向中央请示。21日，劝诫项英南陵一带有沦陷敌后的可能，鼓励他经由南陵展开也未尝不可③。此后，军部再未就开赴地域进行更改，江南新四军向岩寺集结，并归建第3战区，江北新四军则按此前协定向霍山、合肥一带集结，战斗序列上临时划人第5战区。

  与八路军不同的是，虽然新四军的番号自1937年9月底便公布，但直到次年初才开始实质性的建军工作，原因之一在于“要将分散于各地的红军部队重新集结，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①。这一集结过程是战略转变时期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四个区域领导中心通过积极串连，推动各地游击队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向党中央看齐，使得整体改编工作既保证阶级立场的原则性，又兼顾统一战线的灵活性。各游击区在恢复中央指导前后，仍需承担谈判和改编工作的重任，体现了中央与各根据地在统一领导与自主实践上的有机关系。正是依托这一上下联动、灵活高效的体制，顺利完成对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党组织与军队力量的整合，促成南方红军向新四军的历史性转变，并构建起军分会、长江局、办事处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这是张鼎丞此后所谈南方红军之所以能够胜利集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即“部队有的正确领导，地方的党与部队中的党都能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②。

  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初步协作是“下山”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南方红军的合法化使各游击区的组织架构有了调整和健全的契机，各游击队与地方党的工作范围、活动空间迅速扩大。军、地共同开展思想动员工作，使部队能够从狭隘的内战观念中解放出来，主动投身抗日前线。同时，双方在抗日宣传、参军动员、物资补给等方面建立起初步合作，既为游击队在山地环境中有序谈判提供有力支持，又为各省原游击区创造新的战略支点奠定基础，也为部队下山后原地整训初步解决了补给困境。

  然而，此时与的合作动机主要在于谋取苏联援助。同积极推动部队进入抗日前线的努力相比，的行为远远落后于中国抗战形势的需要。由于对红军的轻视，仅将各支游击队视作紧急状况下袭击日军交通网的力量 ③ ，并未真正试图吸收红军在游击战术、群众动员等领域的经验。这导致南方各省红军在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中，面临诸如被吞并、断供在内的许多困难。

  回溯南方红军在改编过程中的艰苦斗争，显而易见，长期游击战争的背景使各部队在军事素养、组织纪律、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不足，正规化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大规模的集结与整编，使孤立分散于长江南北数省的红军游击队成功突破长期以来的“围剿”和封锁，实现向抗战框架的有序嵌人。因此，“下山”不仅仅代表着地理空间上的转移，更意味着思想策略、组织形态、战略布局的重大转变。尽管部队下山后的整训效果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新四军仍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基本的军队建制和作战体系，并迅速投人抗日前线，成为江南与华中敌后战场的重要力量。新四军的成立不仅巩固了在南方的武装基础，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根基，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